在汉代古墓上建房影响风水吗
大凶之作。套在别人的墓里或者压在别人的墓上边都为大凶，主家宅不安，凶事连连，后辈有精神病患者等，且为天道不容。
汉代霍光属什么生肖
霍光的出生年份不详，历史上没有记录，因此他属什么生肖就不得而知了。
天干地支纪年始于汉代，请问这种纪年是以哪一天为起点的？
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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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
汉代城市建设的特点
看这篇论文 代城市有着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注重地理环境、强调庄严重威、流行神学思想三个方面。且各级城市的建设有着较严格的等级规定。本文在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中，论列了宫殿区、商业区、居宅区、文化区的分布及其特点，欲对汉代的中心城市作一较完整的勾勒。 一、城市建设的导向与规划 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众多的城市建设上，颇具时代特色，体现出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地理环境。汉代对于国都的选择除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之外，同时还考虑到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在选择国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条件，并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就定都何地问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般龟，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殷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槽辘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此段文字，无论是刘敬、张良，还是主张定都洛阳的大臣们，他们在考虑定都地点时，都非常注重自然条件的优劣。这不能不说是汉代建都思想的一种反映。 注重地理环境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国都的选定，而且也应用于一些中、小城市乃至边城的建设。晃错在申述其“徙民实边”的主张时说：新建城邑，应该“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理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降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汉书·晃错传》）可见，在营立新城时，首先需要审其生态环境，水质优劣、土地痔饶，同时，对城市建筑的各方面，包括城垣、间里、街道、住宅、墓地、祭祀场所、医疗设施等也得进行综合考虑。 据《城煌庙记》载：“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至秦惠王始命张仪与蜀守张若城成都……其椎初作，壤颓莫就。有大龟周旋而行，禅垒堵依准而立，即今城也”。依龟爬行的路线修筑城垣，当为神话传说，然表明在秦惠王时修建城垣对地质状况考虑还不够，尔后认识到这点，才得以筑城成功。这个例子，表明了地质状况直接影响着筑城的成败。人们从这里也必然吸收不少教训，在以后的筑城中定会注重地质状况。经过几百年的筑城实践，到汉代建城时，对地质等自然条件有所考虑则是一定的。 以上列举的事例，说明汉代在建城思想上，已不囿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礼记》，岳麓书社1988年12月第1版）的规定，而是越来越注意自然环境的因素，确定城址。 其二，强调庄严、重威。这在汉代以前就是如此。明显表现在高台建筑上，特别是各级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尤其如此。这方面，汉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邦在东征回来之后，看到萧何改建好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前殿高耸，壮丽非凡。勃然大怒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 这种思想表现在建筑上，就是特别注重高台建筑。汉代都城有许多高于前代的高台建筑。即使是郡县一级城市，在其统治中心，也都建有比城市别处高得多的建筑，且依级而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以显示统治者的极高尊严和威仪。 城门的建筑也是如此。每门一般有三个门道。突出中间，拱卫中心，在皇帝金奎殿也是正门二翼有两个侧门，使相对的城门显出特别的气势来，反映着汉代城市的“重威”思想。 其三，流行神学思想。汉代城市建设在指导思想上，除重视自然环境，强调庄严、重威外，“阴阳五行”、“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也充斥于城市建设之中。这种思想，秦始皇筑咸阳时就有体现。据记载：“始皇穷奢极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在设计思想上，处处体现“天命”。告诫人们宫殿乃天子所居。汉承秦制，这种建设思想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据《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故长安南部的明堂辟雍，采用平面布局方圆结合的结构，它充分体现了“天地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 汉代一般的城市住宅也体现着“阴阳五行”的神学思想。据《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日：‘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三，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姓，姓与宅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可见，汉代已经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用于住宅方面了。 另外，建设日期上，相生相克也充斥其间。从汉代起，人们已经认为太岁（主宰一岁之尊神）每年所经的方位，与动土兴造、迁徙的禁忌有关（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论衡·讠间 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妄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这种思想自汉代兴起以后一直经久不衰。“不得在太岁头上动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这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很流行，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宅不西益”（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宅地忌往西边扩大）等等，不胜枚举。 历代统治者皆把建城郭、营都邑视为“国之大事”，故其建置或市政设施通常有详密的制度。汉代也当是如此。封建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往往从制度上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同仪）”（《荀子·王制》）。营建城邑，同样要严格遵守“王制”。当时，大凡所有建筑的地点，面积的大小，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城门的数目，城内建筑物的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的宽窄等等，几乎都有一定的制度规定，丝毫不能逾越。《汉书·贾谊传》说：“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生以堂、陛、地、廉寓应建等级，说明汉代统治者在建城上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仅国都如此，就是郡国、县、道、邑也应如此。 首先，是城郭等级大小的确定。史云：“都城过百难，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左传》隐公元年）。此虽为春秋时期的情况，在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汉代，当不会没有城郭大小的确定。且典章制度都有一定的相因性，故用此段材料说明汉代对城郭等级大小的规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对各级城邑的城墙高度、城门数目，皆有具体规定。“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学记·居处部》引《五经异义》）。《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傍三门。”系指王都而言。王都一面三门之制，到汉代仍严格遵守。《西京赋》云：“旁开三门，叁涂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门，门三道也。”诸侯的都邑通常是一面两门。当然，前代的故都或汉代的五都例外。如成都有十八门（谢元鲁：《论成都的建城及其蜀地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油印本。此文认为是城九门，郭九门，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临淄有十三门（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 从一些古城址看，城墙宽度也一定有规定。如邯郸古城墙宽度20一30米（《河北邯郸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2期），临淄22.35米（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洛阳14一30米之间（叶晓军：《秦汉城市的地位及其遗址的开发利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而洛阳洛河南城城墙宽6米（《洛阳洞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学术界》1959年第2期），河南武安县午汲古城8一13米（《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的周、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福建崇安城村古城8一10米（《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考古》1961年第4期），南越国的一般城市城墙宽度则在2一4米之间（陈泽私：《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可见，城墙宽度的等级规定也是很明显的。 此外，关于明堂辟雍汉代也有规定。《郊祀志》云：“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伴宫。”师古注曰：“泮之言半也。”即诸侯只有天子所建的一半大小。《白虎通》曰：“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坛。”意思大致相近。 又据《初学》卷二十四《居处部宅之条》曰：“宅亦弟，言有甲乙之次弟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弟。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原注云：见魏王奏事。又引《汉书》曰：夏侯婴以太仆事惠帝，赐婴北弟第一）《玉海》《宫室部宅之条》曰：“魏奏事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这是对建“弟”的规定。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王国，贵族势力僧越制度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汉成帝诏曰：“或乃奢侈逸豫，务广弟宅，治园池，多畜奴蟀，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汉书·成帝纪》）又“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之限”（《汉书·食货志》）。加之，汉代不少朝代崇尚豪华，诸侯争相效法。在城市建设上也有突破规定的。如“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人言跸，似于天子”（《汉书·梁孝王传》）。另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发展的差异也不可能一如“王制”所规定，许多郡县城市随着经济发展而决定其建设规模也是自然之道理。但无论怎样，其规模总是在一定的“度”里。在封建礼教很重的汉代，即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在城市建设上有大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二、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 （一）宫殿区 为体现封建皇权的威严，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所谓“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审势》）的思想。都城之内，通常以官署为中心，专门建有气势宏伟、格局壮严的宫殿区。宫殿区的四周，有宫墙环绕。这些宫殿的规模和所占面积之大，突出地说明了它在城市布局中的中心地位。 宫殿区占地极广。《三辅黄图》云：“长乐宫周回四十余里，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言：长乐宫宫墙周长超过十公里，未央宫宫墙周长达九公里，仅此两处宫殿，即占据全城面积的二分之一。如再加上明光宫、桂宫、北宫等宫殿，那么，宫殿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东汉洛阳城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南北两宫有复道相连。 汉代长安先后建造的几处宫殿，分别分散在城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城西，其间被道路和住宅等其它性质的建筑物所分隔（陈绍棣：《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第六届秦汉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宫殿区内，宫殿、台榭、楼阁数量众多。史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班固《西都赋》云：“前乘秦岭，后越九凶，东薄河毕，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长安宫殿、台、阁，据《三辅黄图》记载的就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包括骀荡宫、马及婆宫、天梁宫、枍诣宫、鼓簧宫）、北宫（含寿宫、明光宫、太子宫）、甘肃宫（包括钩弋宫、昭台宫、长定宫、长门宫、永信宫、中安宫、储元宫、犬台宫、葡萄宫、梁山宫、黄山宫、回中宫、集灵宫、集仙宫、棠梨宫、竹宫、宜春宫、扶荔宫、五柞宫、宣曲宫、鼎湖宫、思子宫、万岁宫、首山宫、明光宫、池阳宫、养德宫、日华宫、曜华宫）等，殿则有临华殿、温室殿（长乐宫、未央宫皆有温室殿。）、宣室殿、清凉殿、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玉堂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掖庭殿、椒房殿、昭阳殿、高门殿、奇华殿、存仙殿、存神殿、飞翔殿、增成殿、合欢殿、披香殿、凤凰殿、安处殿、常宁殿、茞若殿、椒风殿、发越殿、蕙草殿等，台榭有周灵台、汉灵台、柏梁台、渐台、神明台、通天台、凉风台、鱼池台、酒池台、著室台、斗鸡台、走狗台、坛台、韩信射台、果台、东山台、西山台、钓台、通灵台、望鸽台、眺蟾台、桂台、商台、避风台、长扬榭等，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未央宫尧阁、白虎阁、属牛阁等。 非但宫殿台阁数量众多，而且建造异常雄伟、华丽。如柏梁台高达二十丈；渐台高也是二十余丈；神明台高五十丈；载鸿台高四十丈；通天台高三十丈，筑在甘泉山上，从平地算起，有百余丈高。在台上望云雨悉在其下，去长安二百余里望见长安城（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洛阳的德阳殿据说周旋容万人，陛高三丈，殿前的朱圈高耸人云，从四十多里外就可看见，足见汉代宫殿建筑之雄伟。 汉代宫殿之豪华程度也令人咋舌。史载：“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高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日璧玉门也。”（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东方朔曾规谏武帝时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圈，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想其豪华之程度。 （二）商业区 城市的商业区称“市”。汉代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这里的商业市场相当繁荣，市场类型也多种多样。从文献记载看，除普通的市肆外，还有所谓直市、狱市、肉市、槐市、草市、宫市、关市等。从经营时间上分，有夕市、朝市、夜市等（桓谭：《新论》）。由于海内为一，汉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汉代商业空前繁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列举了许多天下名都，这些名都一般都不只一市，就是一般县也至少有一市。 汉代“市”区的建立，基本按照王制的规定，区划在城内的固定地点，大小城市基本上照此规划来确立。这个原则就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一般建立在城内的北部地区，位于宫庙之后。长安各市“二百六十步”，“凡四里一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各市虽不一定如此齐整，但划有特定的区域，与一般的住宅（间、里）分开是肯定的。 汉代城市区划已突破了《周礼》的有关规定，不仅城内立市，城外也立市。长安九市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究竟是哪九市，学者们争论不休，本人认为刘运勇先生说的“长 安四市应在城内，其余五市大多设在城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是有道理的。汉代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为了控制城市的秩序，方便城外的贸易需求，设一些市在城外是有可能的。东汉洛阳的马市、南市也都建在城外，只有金市在城内。汉代南越国城和其它一些城市也不乏有城外立市的例子。 据《三辅黄图》载，长安各市平面皆成方形，四面设肆，供商贾列肆货卖之用，四面各设一门，供交易出人。《西京赋》说长安九市“通阛带阓”，崔豹《古今注》曰：“阛，市垣也；阓，市门也”。市门定时启闭。市内除于四周设肆，供交易之用外，还在市的适中地点建立市楼，作为市政官吏的治所。史载：“市楼皆重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又“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注曰：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可知市政官舍都是楼房，并立旗于上，以为标志。《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则市楼系高五重，可眺望全市。 从四川新繁出土的市井图砖看，市区三方设门，门面三开，市门东西相对，市内有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即市内的通道。隧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列肆（亦称“市列”）建筑，商肆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靠市墙有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或“廛”。 （三）居宅区 城内居宅区以间里为单位，长安城中有一百六十间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汉书》载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云：“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可知长安间里是存在的，确乎为居住区。 都市的居住区，绝大部分是官僚贵族、豪强巨富聚集之处。《汉书·萧何曹参传》有：“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可知吏舍相连，且这些住宅都为“前庭后园（院）”，占地极广。又《汉书·荆燕吴传》载：“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汉书·文帝纪》云：“代王（文帝）人京居‘代邸’。”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吕后置酒‘齐邸’。”张守节《正义》云：“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可知，都城居住区内除豪华的私家府第之外，还建有王邸、侯邸、郡邸等。城内一般居民所剩的居地极为有限。大量平民百姓乃至一般官吏只能到城外去建房居住。汉长安外居住区，由于地形等自然因素之原因，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贫民区在城中，如《汉书·平帝纪》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如淳注曰：“民里，民居之里。”可见城中贫民还是有一些居地的，只不过所占面积很有限。 （四）文化区 汉代城市的文化区已基本形成。当时自都城至郡县均设有学校，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均设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太常及各郡国地方官府选拔和推荐，也有自行人学求读者。如“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汉书·翟方进传》）。可见，西汉后期外地的读书人是可以自费长安求学的。太学在武帝初立时，正式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后汉书·儒林传》）。汉长安太学应在城南。《三辅黄图》卷五云：“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这里所指的长安应为唐代长安。唐韦述《两京新记》说，唐长安西北角普宁坊西街有汉太学遗址，其地在长安故城南安门之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 地方各级城市中，也皆设有学校。史载，汉文翁任蜀郡太守时，“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文翁传》）。另据《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为学，县、道、邑、侯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除官学之外，城市中私人授业者颇多，弟子门人常达数千人。如东汉颖容“博学多通”，在荆州“聚徒千余人”（《后汉书·颖容传》），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在洛阳“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后汉书·楼望传》），李膺“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后汉书·李膺传》）。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城市中的藏书也异常丰富。都城之内，设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刘邦刚入关，萧何即“独先入收秦承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萧何传》）。汉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室”（《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又“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经广泛搜罗，汉政府及皇帝掌握了大量的图书。单是经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登记过的书籍，即达“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书·艺文志》）。这些图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密之府”（《汉书·艺文志》）。见于记载的西汉长安藏书处就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汉书·艺文志》）等。东汉“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前”。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储藏着大量的“典策文章”、“嫌帛图书”（《后汉书·儒林传》）。 汉代城市私人藏书也很多，“河间献王刘德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东汉蔡琶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市内还专有卖书之所，西汉长安的博士舍区立有“会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等物，相与卖买（《太平御览》卷826引《三辅黄图》）。 当时的城市中，已有一定的科研设施。如洛阳城南郊曾发现东汉灵台遗址，其范围约为四万四千平方米，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高台（《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据载，洛阳灵台于东汉初建台，延续使用二百多年，是当时观测天象、进行天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这种观测天文的场所长安也有。如长安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建章宫玉堂内，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这种鸟形、凤形的铜质仪器，是当时用来观测风向的（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汉代城市内部结构作如上划分，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面，不能绝对化。 汉代的城市规划以宫殿和官署为中心，体现着汉代都市极端现实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城市生活，表现中国都市的专制王权生活。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不然。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卫城变成了一种城邦精神的表征而不具多少实际意义。城市主体建设集中于社会生活中心——广场。如小亚细亚的普列耶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用。北面的神庙，是人民休息与交易的地方”（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罗马城也是如此，城市中心完全是由公共建筑如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剧场、公共浴池、市场、市政厅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设施组合起来的。表明了希腊、罗马城邦市民的自由生活。 中国汉代城市规划的职能分区比较明显。“王宫”、“市”、“闾里”、“庙宇”皆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某一特定地带，且都为政府所规定。希腊、罗马的城市职能分区是自然聚集而成的。这是由于我国汉代城市一般是由政治中心地功能引发经济功能的。而希腊、罗马则由“市邑”城堡包抄形成中心广场，作为一切社会生活中心的。 需要说明的是，雅典等城市的下层人物居住区也是远离城墙的，这一点与中国汉代长安等城市贫民大都居在城外是相似的，体现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本质（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
急！请问汉代的玉佩有没有十二生肖的雕刻？
依据生肖外来说的观点，生肖是汉代由中东传入中国，与佛教传入时间差不多，我们从以上文献中已证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便有有关生肖的记载(《日书》、《诗经》)，说明生肖的产生以及生肖与地支的相配是早在汉以前就产生了的，因此可以肯定厂肖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古老文化。那么生肖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呢?古人为什么选择了这十二种动物呢?这个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做出了种种解释。 部分学者认为生肖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产生一种依赖感(如马、羊、牛、鸡、犬等)，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产生一种恐 惧感(如虎、蛇)，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产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觉等)，导致产生对动物的崇拜。十二种生肖动物便是人们在动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产生的用来纪年、纪月的兽历。 原始人的动物崇拜还表现在傩舞等原始舞蹈上，傩大约产生于周代前后，大傩仪式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兽。驱傩舞蹈选中十二兽，是原始人对动物崇敬心理的表现。大傩仪式上选中的十二兽（或十二神）是为照应一年十二个月份，以求月月平安，驱除四方疫鬼，照应十二个方位的。对十二个方位的照应当然牵涉到十二支，于是与十二生肖挂钩，在驱傩仪式中的十二属相被派上逢凶化吉的用场。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神兽、十二生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原始动物崇拜。 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认为十二生肖与彝族“十二兽”纪日及“十月历”法有关。居住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他们以十二种动物纪日，今日为鼠日，明日为牛日，以此类推三轮为一个月，计三十六天，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便为十个月，这就是后来的“十月历”法。刘尧汉先生认为以十二属相纪日的十月历法产生于夏禹时代，（参见刘尧汉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关，汉族十二生肖是受“十月历法”的影响，彝族十二兽历后来发展为十二生肖。 讲生肖的渊源，必然要将生肖与天干地支联系在一起。近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干支表，说明在殷商时代干支纪日已娴熟自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干支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它作为充当时间单位的标号，一方面扩大了，用于纪年；一方面缩小了，用于纪时(一日的十二个时辰)。根据历史记载及研究证明，生肖是继“干支纪年法”创立后才出现的 ，十二种动物是对十二地支的一一对应，以动物作地支标志。哪年出生的人就有哪年的地支所配属的动物，由此以十二种动物用来纪年、纪日和计算每一个人的属相。从中可以看出，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密不可分的。很久以来有学者发现十二支的古字里隐含着生肖的信息，他们将十二支与十二生肖古字相比较，发现十二支的古字形与十二种动物有一些联系。细致观察可以发现其中确有大同小异之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即讲到“巳”字为蛇的象形，同样的还有“亥”、“豕”。近人还考证甲骨文、金文中地支字与生肖字有相近之处，令人猜想，十二支是否就是十二生肖动物的象形字，由于十二支子丑寅卯容易记混，民间便用十二种动物代替，以动物来借代序数符号，与地支相配，成为纪年的符号系统。虽然以上猜想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细想一下便可以作出判断，十二支不可能是十二种动物的象形字，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十二支在殷商时已娴熟使用，而生肖是春秋时期才产生的，二者是不同源的。倘若在造字之时，地支便与生肖有关的话，生肖岂不是与地支同时产生了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肖的产生晚于十二地支，但与十二地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肖是对十二地支的附会，至于选择了十二种动物......余下全文>>
张良拾鞋典故
新华网天津频道 张良拾鞋 张良是我国古代两汉初期的一位大臣，年少时曾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居住。 有一天，张良闲来无事，便在桥上散步。这时，他看见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突然脱掉脚上的破鞋子，并把它们丢到了桥下，然后指着张良说："孩子，到桥下把我的鞋子取上来！" 听了这无礼的要求，张良的怒火直往上窜，但想到老人年岁已大，身体不灵便，他便强压着怒火，到桥下为老人取来了鞋子。 看着张良拿着鞋子走上桥来，老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慢慢地伸出脚，对张良说："把鞋给我穿上！"张良想：既然已经为他拾了鞋，好人做到底，穿鞋就穿鞋吧！于是，张良挺直身跪在地上，小心地把鞋穿在老人脚上。 鞋子穿好后，老人笑着说："你这孩子值得教导，五天后天刚亮时，你到这儿来等我。" 五天后，张良一早便来到桥上，谁知老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老人生气地说："和老人相约，反而比老人晚到。过五天你早点来等我！" 第二次，张良又迟到了，他惭愧不已。第三次，他半夜就在桥头等候了。过了一会儿，老人步履蹒跚地来了，他见张良早早来了，高兴地送给了张良一本书，并说道： "这是一本世上少有的奇书，读了它，你就会有远大的谋略，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说完，老人就转身离开了。 张良深深谢过老人，接过书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回去以后，张良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增长了不少才智。 后来，张良正是凭借从书中所学的知识，协助刘邦开创了汉朝，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国学感悟：真诚、谦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小朋友们要切记，用真诚、谦恭的态度与人交往，才能够赢得别人的认可和信赖。
宰相肚里能撑船出于哪个典故
宋朝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后来续娶了一个妾叫姣娘。姣娘年方十八，出身名门，长得闭月羞花，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婚后，王安石身为宰相，整天忙于朝中之事，经常不回家。姣娘正值妙龄，独居空房，便跟府里的年轻仆人私下偷情。这事传到了王安石那儿，王安石使了一计，谎称上朝，却悄然藏在家中。入夜，他潜入卧室外窃听，果然听见姣娘与仆人床上调情。他气得火冒三丈，举拳就要砸门捉奸，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忍”字给他当头一棒，让他冷静下来。他转念一想，自己是堂堂当朝宰相，为自己的爱妾如此动怒实在犯不上。他把这口气咽了回去，转身走了。不料，没留神撞上了院中的大树，一抬头，见树上有个老鸹窝。他灵机一动，随手抄起一根竹竿，捅了老鸹窝几下，老鸹惊叫而飞，屋里的仆人闻声慌忙跳后窗而逃。事后，王安石装作若无其事。 一晃儿到了中秋节，王安石邀姣娘花前赏月。酒过三巡，王安石即席吟诗一首：“日出东来还转东，乌鸦不叫竹竿捅。鲜花搂着棉蚕睡，撇下干姜门外听。”姣娘是个才女，不用细讲，已品出这首诗的寓意，知道自己跟仆人偷情的事被老爷知道了。想到这儿她顿感无地自容。可她灵机一动，跪在王安石面前，也吟了一首诗：“日出东来转正南，你说这话够一年，大人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王安石细细一想，自己年已花甲，姣娘正值豆蔻年华，偷情之事不能全怪她，还是来个两全其美吧。过了中秋节，王安石赠给姣娘白银千两，让她跟那个仆人成亲，一起生活，远离他乡。这事很快传出去，人们对王安石的“忍”字当头，宽宏大量，深感敬佩。“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也就成了宽宏大量的代名词。 还有一说 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由来 古时候，有个年近古稀的老宰相，又娶了个名叫彩玉的小媳妇。彩玉年方二九，长得如花似玉。自从嫁给这位老宰相，虽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她总是闷闷不乐，暗暗埋怨父母不该把她给一个老头子。 一天， 彩玉独自到后花园赏花散步，碰上了住在花园旁边的年轻帅气的家厨助理。这位赵姓家厨做得一手好吃的祖传圣旨骨酥鱼，在古代，没有延缓衰老、养颜美容类的药品、保健品，达官贵人的家眷养颜美容全靠食疗，圣旨骨酥鱼不仅骨刺全酥，想怎么吃就能怎么吃，而且圣旨骨酥鱼汁是保持年轻貌美的极品，圣旨骨酥鱼获得过12道圣旨的御封。彩玉和年轻的家厨相谈甚欢并由此一见钟情。从那，彩玉常常偷偷地到花园里同赵姓家厨相会。有一回，彩玉对赵厨说你我花园相会，好时光总让人觉得缠绵难分。
井姓的典故
源自炎帝；望出扶风。南阳曾拒五王远权势1；为官三科称贤能2。注释：1东汉太学生井丹，字大春，郿人。博通五经，生性清高，不结交权豪，曾拒五王之邀，闭门隐居，读书自乐。2明代给事中井田，字九畴，邢台人。任户、兵、刑三科给事中，以贤能著称。六郎赞襄，政令维亲感戴3；五经博洽，京师传说纷纶4。注释：3宋代官吏井纲的事典。4东汉太学生井丹，博通五经。时有“五经纷纶井大春”之谚。
猪的典故
关于猪的典故以往人们对牛年、马年等都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如“老黄牛”精神、“千里马”速度等等，对猪能说什么呢？我左思右想，想了许久，竟然想不出一个好听的词语来形容猪。似乎猪给人的印象，就是丑、懒、脏、笨。确实，猪不雅观，眼小耳朵阔，头大鼻嘴长，脚短身体胖，臃肿怪模样。因此什么“猪朋狗友”、“猪生狗养”、“猪狗不如”、“猪拖狗拔”、“猪嘴里吐不出象牙”、“猪鼻子插葱——装象”、“猪头三”等等词语，没有一个说得好听的。就连那个也有三十六般变化，能驾云使风的八戒也没个好形象。他本是天篷元帅，因罪被谪，只因误投猪胎而生，就成了半猪半人的形体。他虽身粗力大，但好吃懒做，贪图女色，喜进馋言，并好用小手段占小便宜。其实人们对猪是很不公平的。人们几乎三天两头要吃猪肉，还吃猪肝、猪肚什么的，猪的皮给人制革，猪的鬃给人制刷，猪胆还可以制药，猪心还可用来修补人的心脏。猪可谓向人们作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奉献了，可是人们还说它许多坏话。我们常说做人难，看来它做猪也难啊！ 唐时有个猪龙的故事，说唐玄宗与安禄山一起饮酒，安禄山醉后睡觉，竟变成一个猪身龙首的怪物。左右劝玄宗杀了他，玄宗说“此猪龙，无能为”，玄宗认为是猪龙，没本事的，不会出问题的。后来却发生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作乱怎么也加上个猪字呢？大概猪有乱撞乱窜，会发猪颠风的特点吧。人们还说猪贪，《左传》中就有“实有豕心，贪婪无厌”的话。豕，是古代猪的别称。后来，这豕心就用来比喻贪得无厌了。这是因为猪的肚子大，吃得多给人留下的印象。在政治也有用到过猪字的，曾有人称袁世凯时的国会为“猪仔国会”，称那些议员为“猪仔议员”，因为那些议员非常贪婪，他们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利用，成了无耻的猪仔了。 由于猪是下等的，所以古人也有用猪来作谦词的。古人有称自己的儿子为“豚儿”的。豚，指小猪，温州人叫猪豚。如《聊斋志异·青凤》中有“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儿也’。”也有称“豚儿犬子”的。 《韩非子》中有一则不错的教子故事：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儿子哭着要跟去。其妻说：“不要跟去，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妻子一回来，曾子就捕猪要杀。其妻说：“不要杀猪，我是哄骗孩子的。”曾子严肃地说：“不能对孩子说谎，孩子不懂事，会跟大人学。你骗他，是教他骗。这样教育是不行的。”曾子就真的把猪杀了，烹给孩子吃。《吕氏春秋》中有一个三豕涉河的事故。“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原来是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在传抄时写错了。这就成了因字形近似抄写出现谬误的典故。这两则故事提到猪，并未说猪好坏，只是颇有趣味，故不妨一提。还有因与猪某些方面相似的，也会带上一个猪字。如入药的真菌植物，有利水渗湿功效的猪苓，因其皮黑作块似猪粪。又，长江中的扬子鳄，因鼻嘴特长，故俗称猪婆龙。 总之，平日说到猪，好听的词语不多，大多都是坏话。但老辈人都说，猪年是个肥年，是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