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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世界历史上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指导思想指引下形成的。如中国古代文化即是在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思想体系指引下逐步形成的,而现代欧美文化则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理论指引下逐步形成的。没有指导思想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我们的社会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经济上,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这样的经济、政治决定的文化就必然呈现出多成分、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指导,才能把这种多样化的文化格局统一到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上来,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它在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具有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品格,同样可以最有效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曾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的一种精神动力。”① 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失去动力,失去灵魂,失去方向。   (二)文化建设必须植根并服务于当代实践。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始终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内容之一,同时又有服务和促进经济和政治建设的重要功能,对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重视。   1、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伦理教化功能,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精神支持。一个健全的社会总要有自己特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这是文化核心的核心。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共同生活中,通过教育、培养和熏陶,使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从而形成大体一致的思想信仰、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民族精神,有了它一个国家民族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就可以干成大事业。如今,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各个阶层的人们依照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参与进来,认识不一,行为各异,评价不等,一时间形成了某些无序状态。甚至唯利是图,弄虚作假,蝇营狗苟,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普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功用就突现出来了。我们经常进行的“三个代表”的教育和当前正在进行的“八荣八耻”的教育,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提高全体公民的品德、强化遵纪守法意识的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首先全面提高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素质,继而教育和影响全国人民。此外,我们还要调动一切教育手段,如宣传媒体和文学艺术,来进行信仰、道德和法制教育,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向人们提供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标准,把全社会的智慧和能量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目标一致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技能教化功能,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文化中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社会生活技能,通过文化教育,将其传给下一代;下一代经过发展和丰富再传给下一代。文化的传递和发展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知识和科学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科学的论断已经被社会普遍承认。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表明,所有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获得的。正是鉴于这样的现实,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培养知识渊博能力高强的各类人才。当前,我国人口的整体文化科学素质还不高,培养足够比例的高水平的各类人才还须经历相当长期的过程,相当长期的努力。   3、我们还须认识到文化的定向功能,即一种成熟的文化可以制约和塑造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决定一个社会的特色和取向。一个国家民族的思维传统和价值体系一旦定型,它就会形成一种潜在的惯性力量,制约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进而决定其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败甚至关乎着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   (三)继承祖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   如何认识和对待祖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个讨论的热点。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作理智的思考,情绪化的论断是轻率无用的。马克思曾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精神文化部分,大体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定型的。那是个充满灾难的混乱的时代,然而在文化上却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特点是人们冲破天命鬼神的观念,张扬理性精神,凭借自己的理性思考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构筑出庞大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这个时代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大的学派,留下大量经典性著作,对其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型范。秦汉以后,中国文化不断发展,深化,充实,出现过若干领先世界的辉煌时代。如何承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讲一下传统文化精神应该继承,而且完全能够继承的道理。   1、由传统的“忧患意识”到现代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经历无数兴亡盛衰、深重苦难之后,培养出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如儒家最早的经典《易经》里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里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我们的先民对天道自然和人生社会长期观察和深沉思索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深沉的戒惧心情,也是一种坚毅的人生态度。从这种忧患意识出发,到“忧国”、“忧民”、“忧天下”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从屈原,到文天祥,到秋瑾,历史上的爱国英雄犹如满天星斗,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脉传承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无数先烈和先驱者也是怀着这种忧患意识走上革命道路的,读一读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便可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迅猛向前发展,但是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少,如果不能洞见和预防,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忧患意识是一种富有远见的精神状态,我们今人仍须具备。由忧患意识发展而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不可或缺的,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2、由“穷变通久”的思想到现代改革自强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发展、变化”的观念,这就是始于《易经》时代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国人把其视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法则,认定事物的变化和生灭是普遍的、绝对的,天地万物,概莫能外。我们的先民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效法“天道”,要不断变化向上,奋斗不懈。《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刚健自强就成了高尚人格的核心,它鼓励人们去追求高远的目标,为崇高的理想去献身。这种信念和追求,造就中国历史上无数大有作为的英雄人物,鲁迅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正是“穷变通久”的思想和“刚健自强”的信念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求强”的传统。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领导的变法便是例证。鸦片战争以后,“变革弊政以求自强”成了全民族的基本心态,成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内驱力”。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等等思想家无不以传统的“变易观”为武器,提倡变法求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虽然步履维艰,艰难曲折,终究还是缓慢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今天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改革,实质上也是历史上改革的发展和延续,目的都是求中国之富强。   3、由传统的“民本主义”到现代的民主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民为邦本”的思想。如《尚书》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的话更是尽人皆知。儒家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德治”的主张。这些思想显然带着很大的理想成分,历代的统治者没有人完全做到,但至少对他们起到了一些约束作用,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些较贤明的君主和好官。但是民本思想还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民有,民治,民享”〈林肯语〉的思想相对照,中国传统思想中完全没有“民治”的内容。近代我国的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们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观念后,重新研究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它“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容,使其演化成现代的民主思想。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此演化出“公仆意识”,即共和国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   4、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的世界社会。20世纪人类文明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巨大变化,21世纪还将会有我们无法预料的大变化。但是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从来都是“双刃剑”,带来的不全是美妙的后果。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说,由于人类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造成对自然的巨大破坏,气候反常,环境污染,资源穷竭,耕地减少,物种灭绝等等都是眼见的事实。从人和人的关系说,工业文明的进步带来了社会失衡,导致人性的异化。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到处泛滥,导致精神价值失落,道德沉沦。如德国学者马尔库塞所说,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对这些问题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有过深刻的批判。上述问题是全球性的,须用全人类的智慧来解决。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该为解决上述问题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强调有机地、整体地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这对今人未尝不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庄子》里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热爱自然,平等、和谐地对待自然。这种思想可以启发人们善待自然,对西方“戡天役物”的倾向有所补正。儒家历来讲“内圣外王”,即向内追求个人的人格完善,向外追求社会的安定和谐。人格完善包括讲求“义利之辨”,讲求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同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应该对其有所补正。   (四)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过类似“全球化”的判断,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实。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已席卷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国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文化的角度看,在当前这个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想、道德等等,都已超越国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与世隔绝是没有出路的,聪明的中国人当然不会自外于世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高远的目光和博大的胸襟,把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视为自己的历史责任。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的“要大胆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我们成果”,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五)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一代新人。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外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人们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受其引导和规范,伴随着知识和技能教育,成年后开始定型。一个社会成员的素质是由这个社会的文化塑造,这是显见的事实。没有文化意蕴的人只是生物,不是社会的人。就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素质是人的第二生命。现代化要靠人来实现,因此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需要大量的创作人才;同时全体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也必须大幅度地提高。真正有价值的人才,不仅要有高级的专业才能,而且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优秀的品德,健全的心理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个宗旨。   知识分子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各类人才的培育者,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怀和爱护。   当前文化建设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得好一些,必定影响文化建设全局。就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看,如下一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一)国民教育问题。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开放近30年来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举世共知的,但目前我们的教育事业依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首先是一个沉重的老话题,即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现在我国的教育投入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对比上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教育资金的投入见效甚慢,远不如其它的建设项目见效快,因此许多领导干部虽然也承认教育的重要,但舍得在教育上花大钱的似乎还不多。现在,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和教师流失的情况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这说明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此外还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如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教学管理体制一成不变不适应时代变化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在进一步改革中一步步解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项重大目标”,其中第三项目标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项目标相当宏伟,相当振奋人心,因为它关涉到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关涉到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关涉到人的现代化。如果这一目标达不成,其余三个目标便会落空。然而,达成这个目标绝不是轻松的事情。从以往的经验看,如果某些领导缺乏领导现代化的战略眼光,舍不得在教育上投入财力、物力和心力,那么这个目标的实现就要大打折扣,其结果将贻害现代化建设,贻害子孙后代。   (二)学术文化问题。任何社会都有其特有的学术文化,即由专家学者所构建的理论、学说,表达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以期对社会产生影响。这种高层文化主要表现为观念形态,即它是一种“思想创造”,有鲜明的主体性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对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有导向作用。经过历史检验体现出其价值的理论、学说,将丰富文化的内涵,形成文化积累,成为文化遗产。我国从建国始,直至“文革”结束,由于文化建设主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差,压抑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成长,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心怀恐惧,发挥不出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术文化,成果寥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重新执行“双百”方针,打破长期的僵化状态,使学术文化出现活泼的生机。在科技、教育、文化等等领域,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各种学问的研究,著书立说,自觉地为“四化”建设中的各类问题出谋献策,提供理论依据,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的学术文化远未繁荣。我们知道,学术文化相对于政治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科学的学术文化往往会成为政治文化的营养补充,使政治文化更为健全。为了真正繁荣我们的学术文化,使中国出现更多的有影响的学者学说,甚至世界级的学者和学派,我们必须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学说文化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大众文化问题。大众文化,是指理性成分较少,偏重于满足人们感性要求的文化现象,亦即广大群众经常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大众文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娱乐功能,即通过看电视电影,读书看报,参加舞会等等,取得松弛、愉悦、调剂身心的效果;二是教化功能,即健康舞会活动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培育人们的良好品德,还可普及一些文化科学知识。自党中央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以来,我国的大众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大众文化随时都存在着畸变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国的大众文化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畸变。这是相当数量的素质不高的文化接受者和素质很坏的文化骗子交互影响的结果。一些冒牌的文艺工作者仅仅为了牟利,把大量艺术低劣“作品”推向市场,有的出版、发行部门也乐得借此发财。有的娱乐场所成了黄、赌、毒的黑窝。由于人的文化素质低,传统陋习仍在延续。整顿文化市场的任务相当艰巨。当然,大众文化要绝对纯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体规范是应该也可能做到的。即便要达到这个起码的标准,也须待相当时日。   (四)道德文化问题。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中,多数党员干部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人民中的多数也恪守着我们民族崇德重义的道德传统,他们遵纪守法,急公好义,从不放弃对高尚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这是我国社会道德精神的主流,是我们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然而,一些党政干部贪污纳贿,一些犯罪分子坑蒙拐骗,还存在盗窃、抢劫、杀人等丑恶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信仰失落。长时期极“左”的影响,特别“文化大革命”降低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一些人没有理想,不相信任何道德说教,只是“跟着感觉走”,加上周围“纸醉金迷”的诱惑,就随时可能堕落。这种道德堕落、世风败坏的严重情况早已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多年来,我们在进行正面品德教育,树立榜样,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的同时,也在加紧惩治腐败,严打各类违法犯罪,遏制道德滑坡。特别是在今年胡锦涛总书记郑重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为新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建设树立起标杆,必定在我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中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任何社会的道德建设都是长久的战略任务,所谓“百年树人”的话就反映了道德建设的艰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五)法制文化问题。法制文化是整体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有法制才谈得上文明。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我们忽视了法制建设,甚至像《宪法》也几乎无人重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② 近二十多年来,我们陆续制定了许多法律,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很普遍。其重要原因是,人们缺乏法制意识,法制观念普遍淡漠。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健全法制不容易,要在全民中培养起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比制定法律还要困难。一部法律的制定用一、二年时间就可以了,但法制意识的培养和法制传统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了法律后,一些执法人员执法不严,甚至自己枉法,使百姓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也是法制观念难以培养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建立法制文明,我们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文化建设是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各个子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上述问题的解决,固然须作单项努力,但更须全部文化系统的完善。我们对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了信心,但对于面临的诸多客观困难也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是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各个部分发展的还很不平衡,宇宙飞船与独轮车同在,贫穷的魔影还未完全消散,在这种条件下,文化的全面高度的发达,不会很快。二是生态环境的困难。“地大物博”千真万确,如把它作分子,加上“人口众多”这个分母,其数值就立刻变小了。资源制约着经济,那么由经济决定的文化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面对这样的实际,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老子》里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用在这里也许最恰当不过了。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世界历史上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指导思想指引下形成的。如中国古代文化即是在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思想体系指引下逐步形成的,而现代欧美文化则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理论指引下逐步形成的。没有指导思想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我们的社会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经济上,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这样的经济、政治决定的文化就必然呈现出多成分、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指导,才能把这种多样化的文化格局统一到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上来,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它在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具有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品格,同样可以最有效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曾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的一种精神动力。”① 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失去动力,失去灵魂,失去方向。   (二)文化建设必须植根并服务于当代实践。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始终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内容之一,同时又有服务和促进经济和政治建设的重要功能,对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重视。   1、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伦理教化功能,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精神支持。一个健全的社会总要有自己特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这是文化核心的核心。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共同生活中,通过教育、培养和熏陶,使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从而形成大体一致的思想信仰、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民族精神,有了它一个国家民族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就可以干成大事业。如今,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各个阶层的人们依照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参与进来,认识不一,行为各异,评价不等,一时间形成了某些无序状态。甚至唯利是图,弄虚作假,蝇营狗苟,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普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功用就突现出来了。我们经常进行的“三个代表”的教育和当前正在进行的“八荣八耻”的教育,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提高全体公民的品德、强化遵纪守法意识的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首先全面提高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素质,继而教育和影响全国人民。此外,我们还要调动一切教育手段,如宣传媒体和文学艺术,来进行信仰、道德和法制教育,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向人们提供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标准,把全社会的智慧和能量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目标一致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技能教化功能,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文化中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社会生活技能,通过文化教育,将其传给下一代;下一代经过发展和丰富再传给下一代。文化的传递和发展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知识和科学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科学的论断已经被社会普遍承认。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表明,所有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获得的。正是鉴于这样的现实,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培养知识渊博能力高强的各类人才。当前,我国人口的整体文化科学素质还不高,培养足够比例的高水平的各类人才还须经历相当长期的过程,相当长期的努力。   3、我们还须认识到文化的定向功能,即一种成熟的文化可以制约和塑造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决定一个社会的特色和取向。一个国家民族的思维传统和价值体系一旦定型,它就会形成一种潜在的惯性力量,制约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进而决定其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败甚至关乎着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   (三)继承祖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   如何认识和对待祖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个讨论的热点。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作理智的思考,情绪化的论断是轻率无用的。马克思曾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精神文化部分,大体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定型的。那是个充满灾难的混乱的时代,然而在文化上却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特点是人们冲破天命鬼神的观念,张扬理性精神,凭借自己的理性思考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构筑出庞大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这个时代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大的学派,留下大量经典性著作,对其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型范。秦汉以后,中国文化不断发展,深化,充实,出现过若干领先世界的辉煌时代。如何承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讲一下传统文化精神应该继承,而且完全能够继承的道理。   1、由传统的“忧患意识”到现代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经历无数兴亡盛衰、深重苦难之后,培养出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如儒家最早的经典《易经》里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里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我们的先民对天道自然和人生社会长期观察和深沉思索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深沉的戒惧心情,也是一种坚毅的人生态度。从这种忧患意识出发,到“忧国”、“忧民”、“忧天下”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从屈原,到文天祥,到秋瑾,历史上的爱国英雄犹如满天星斗,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脉传承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无数先烈和先驱者也是怀着这种忧患意识走上革命道路的,读一读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便可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迅猛向前发展,但是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少,如果不能洞见和预防,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忧患意识是一种富有远见的精神状态,我们今人仍须具备。由忧患意识发展而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不可或缺的,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2、由“穷变通久”的思想到现代改革自强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发展、变化”的观念,这就是始于《易经》时代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国人把其视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法则,认定事物的变化和生灭是普遍的、绝对的,天地万物,概莫能外。我们的先民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效法“天道”,要不断变化向上,奋斗不懈。《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刚健自强就成了高尚人格的核心,它鼓励人们去追求高远的目标,为崇高的理想去献身。这种信念和追求,造就中国历史上无数大有作为的英雄人物,鲁迅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正是“穷变通久”的思想和“刚健自强”的信念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求强”的传统。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领导的变法便是例证。鸦片战争以后,“变革弊政以求自强”成了全民族的基本心态,成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内驱力”。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等等思想家无不以传统的“变易观”为武器,提倡变法求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虽然步履维艰,艰难曲折,终究还是缓慢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今天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改革,实质上也是历史上改革的发展和延续,目的都是求中国之富强。   3、由传统的“民本主义”到现代的民主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民为邦本”的思想。如《尚书》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的话更是尽人皆知。儒家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德治”的主张。这些思想显然带着很大的理想成分,历代的统治者没有人完全做到,但至少对他们起到了一些约束作用,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些较贤明的君主和好官。但是民本思想还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民有,民治,民享”〈林肯语〉的思想相对照,中国传统思想中完全没有“民治”的内容。近代我国的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们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观念后,重新研究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它“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容,使其演化成现代的民主思想。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此演化出“公仆意识”,即共和国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   4、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的世界社会。20世纪人类文明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巨大变化,21世纪还将会有我们无法预料的大变化。但是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从来都是“双刃剑”,带来的不全是美妙的后果。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说,由于人类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造成对自然的巨大破坏,气候反常,环境污染,资源穷竭,耕地减少,物种灭绝等等都是眼见的事实。从人和人的关系说,工业文明的进步带来了社会失衡,导致人性的异化。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到处泛滥,导致精神价值失落,道德沉沦。如德国学者马尔库塞所说,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对这些问题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有过深刻的批判。上述问题是全球性的,须用全人类的智慧来解决。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该为解决上述问题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强调有机地、整体地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这对今人未尝不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庄子》里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热爱自然,平等、和谐地对待自然。这种思想可以启发人们善待自然,对西方“戡天役物”的倾向有所补正。儒家历来讲“内圣外王”,即向内追求个人的人格完善,向外追求社会的安定和谐。人格完善包括讲求“义利之辨”,讲求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同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应该对其有所补正。   (四)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过类似“全球化”的判断,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实。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已席卷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国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文化的角度看,在当前这个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想、道德等等,都已超越国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与世隔绝是没有出路的,聪明的中国人当然不会自外于世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高远的目光和博大的胸襟,把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视为自己的历史责任。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的“要大胆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我们成果”,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五)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一代新人。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外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人们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受其引导和规范,伴随着知识和技能教育,成年后开始定型。一个社会成员的素质是由这个社会的文化塑造,这是显见的事实。没有文化意蕴的人只是生物,不是社会的人。就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素质是人的第二生命。现代化要靠人来实现,因此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需要大量的创作人才;同时全体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也必须大幅度地提高。真正有价值的人才,不仅要有高级的专业才能,而且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优秀的品德,健全的心理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个宗旨。   知识分子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各类人才的培育者,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怀和爱护。   当前文化建设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得好一些,必定影响文化建设全局。就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看,如下一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一)国民教育问题。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开放近30年来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举世共知的,但目前我们的教育事业依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首先是一个沉重的老话题,即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现在我国的教育投入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对比上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教育资金的投入见效甚慢,远不如其它的建设项目见效快,因此许多领导干部虽然也承认教育的重要,但舍得在教育上花大钱的似乎还不多。现在,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和教师流失的情况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这说明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此外还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如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教学管理体制一成不变不适应时代变化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在进一步改革中一步步解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项重大目标”,其中第三项目标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项目标相当宏伟,相当振奋人心,因为它关涉到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关涉到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关涉到人的现代化。如果这一目标达不成,其余三个目标便会落空。然而,达成这个目标绝不是轻松的事情。从以往的经验看,如果某些领导缺乏领导现代化的战略眼光,舍不得在教育上投入财力、物力和心力,那么这个目标的实现就要大打折扣,其结果将贻害现代化建设,贻害子孙后代。   (二)学术文化问题。任何社会都有其特有的学术文化,即由专家学者所构建的理论、学说,表达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以期对社会产生影响。这种高层文化主要表现为观念形态,即它是一种“思想创造”,有鲜明的主体性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对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有导向作用。经过历史检验体现出其价值的理论、学说,将丰富文化的内涵,形成文化积累,成为文化遗产。我国从建国始,直至“文革”结束,由于文化建设主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差,压抑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成长,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心怀恐惧,发挥不出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术文化,成果寥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重新执行“双百”方针,打破长期的僵化状态,使学术文化出现活泼的生机。在科技、教育、文化等等领域,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各种学问的研究,著书立说,自觉地为“四化”建设中的各类问题出谋献策,提供理论依据,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的学术文化远未繁荣。我们知道,学术文化相对于政治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科学的学术文化往往会成为政治文化的营养补充,使政治文化更为健全。为了真正繁荣我们的学术文化,使中国出现更多的有影响的学者学说,甚至世界级的学者和学派,我们必须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学说文化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大众文化问题。大众文化,是指理性成分较少,偏重于满足人们感性要求的文化现象,亦即广大群众经常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大众文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娱乐功能,即通过看电视电影,读书看报,参加舞会等等,取得松弛、愉悦、调剂身心的效果;二是教化功能,即健康舞会活动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培育人们的良好品德,还可普及一些文化科学知识。自党中央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以来,我国的大众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大众文化随时都存在着畸变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国的大众文化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畸变。这是相当数量的素质不高的文化接受者和素质很坏的文化骗子交互影响的结果。一些冒牌的文艺工作者仅仅为了牟利,把大量艺术低劣“作品”推向市场,有的出版、发行部门也乐得借此发财。有的娱乐场所成了黄、赌、毒的黑窝。由于人的文化素质低,传统陋习仍在延续。整顿文化市场的任务相当艰巨。当然,大众文化要绝对纯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体规范是应该也可能做到的。即便要达到这个起码的标准,也须待相当时日。   (四)道德文化问题。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中,多数党员干部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人民中的多数也恪守着我们民族崇德重义的道德传统,他们遵纪守法,急公好义,从不放弃对高尚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这是我国社会道德精神的主流,是我们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然而,一些党政干部贪污纳贿,一些犯罪分子坑蒙拐骗,还存在盗窃、抢劫、杀人等丑恶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信仰失落。长时期极“左”的影响,特别“文化大革命”降低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一些人没有理想,不相信任何道德说教,只是“跟着感觉走”,加上周围“纸醉金迷”的诱惑,就随时可能堕落。这种道德堕落、世风败坏的严重情况早已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多年来,我们在进行正面品德教育,树立榜样,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的同时,也在加紧惩治腐败,严打各类违法犯罪,遏制道德滑坡。特别是在今年胡锦涛总书记郑重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为新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建设树立起标杆,必定在我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中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任何社会的道德建设都是长久的战略任务,所谓“百年树人”的话就反映了道德建设的艰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五)法制文化问题。法制文化是整体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有法制才谈得上文明。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我们忽视了法制建设,甚至像《宪法》也几乎无人重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② 近二十多年来,我们陆续制定了许多法律,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很普遍。其重要原因是,人们缺乏法制意识,法制观念普遍淡漠。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健全法制不容易,要在全民中培养起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比制定法律还要困难。一部法律的制定用一、二年时间就可以了,但法制意识的培养和法制传统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了法律后,一些执法人员执法不严,甚至自己枉法,使百姓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也是法制观念难以培养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建立法制文明,我们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文化建设是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各个子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上述问题的解决,固然须作单项努力,但更须全部文化系统的完善。我们对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了信心,但对于面临的诸多客观困难也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是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各个部分发展的还很不平衡,宇宙飞船与独轮车同在,贫穷的魔影还未完全消散,在这种条件下,文化的全面高度的发达,不会很快。二是生态环境的困难。“地大物博”千真万确,如把它作分子,加上“人口众多”这个分母,其数值就立刻变小了。资源制约着经济,那么由经济决定的文化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面对这样的实际,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老子》里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用在这里也许最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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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都城建设以什么为中心

  1引言   中国古代都城是指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或者地方政权的首都,是当时这些国家或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及经济文化中心。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有史书记载的中国古代都城就有217座之多,它们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百科全书,向世人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在城市发展、规划、建设上的变化和成就。在城市选址、布局形态、道路及市政建设、建筑类型等多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和经验。   本文结合中国古代都城在选址、布局形态的演变、道路及市政建设、建筑类型的发展等几方面来谈谈我国古代都城建设的主要特征。   2选址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在早期是和满足生存的基本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自然、控制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都城的选址开始更重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考虑。伴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宗教的引入、对美好未知世界的向往等观念融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取舍和利用,风水学说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都城在选址上的一个关键因素。   2.1自然因素   中国古代都城早期的选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优良的地理环境,其选址的思路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农耕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考古发现:从原始社会时期开始,族群的定居地的选择就强调了便于耕种、利于获取水源与食物以及良好的安全条件这三方面要素,这主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低下而且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密切相关。因此在奴隶社会的早期,古代都城的选址上更看重的是自然条件的优势,强调“近水利而避水患”,会首选地理条件优厚,水源充沛,便于农业耕作的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周边环境的安全性和防御性。   2.2社会因素   随着农耕的发展和物质的积累,生产力水平不断的提高,人类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壮大、族群数量在不断增多。奴隶社会中期开始的战争、分裂、统一一直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主题之一。作为统治阶层在都城的选址上除重视自然条件之外,还将政治、军事、防御、经济等因素作为了重要的条件。   都城的选址关乎到国家的江山社稷,早期春秋战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使当时的都城选址中更多的包含了军事及各种政治因素,都城的地理位置要便于统治者控制他的国家,还要很好的防范外敌入侵的同时能有利于自己去扩大疆土范围。因此这些君主们的选址不约而同的遵循了“居中”这一原则。建都千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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