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俄狄浦斯王》谈谈古希腊戏剧的特征
1、《俄狄浦斯王》并不是由于俄狄浦斯最后刺瞎双眼，自我放逐的悲剧结局而被归为古希腊悲剧的。他是以严肃为主导风格，整部剧强调的都是俄狄浦斯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拒，从而给人震撼。 （符合特征：以严肃为主导风格，结局不是区分悲喜剧的主要依据）；2、古希腊悲剧的另一特征：“无韵的诗剧”在《俄狄浦斯王》中也有体现。如“如果一个人能够背叛他的朋友，就等于抛弃了他自己的生命。”；3、古希腊悲剧重视情节，开创了锁闭式情节结构模式。《俄狄浦斯王》就属于很典型的锁闭式结构。剧中，俄狄浦斯的经历是由其出生到受难，时间跨越几十年，地点也在不断变化，所经历的事情更是纷繁复杂，把这一切压缩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都需要作者精心结构和巧妙布局；4、《俄狄浦斯王》在第一场和第二场之间有进场歌，而歌队演唱、属于独幕剧，这都符合古希腊悲剧的又一特征。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命运观？？？
西方戏剧史发展的三座高峰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性格悲剧”以及二十世纪的欧美荒诞派戏剧。鲁迅曾说过：“悲剧是把人性最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相对而言，悲剧比喜剧更具有震撼力和思考性。 拉伊俄斯年轻时曾经劫走国王佩洛普斯的儿子克律西波斯，因此遭到诅咒，他的儿子俄狄浦斯出生时，神谕表示他会被儿子所杀死，为了逃避命运，拉伊奥斯刺穿了新生儿的脚踝，并将他丢弃在野外等死。然而奉命执行的牧人心生怜悯，偷偷将婴儿转送给科林斯的国王波吕波斯，由他们当作亲生儿子般地扶养长大。 俄狄浦斯长大后，得到神谕暗示，他会弑父娶母，不知道科林斯国王与王后并非自己亲生父母的俄狄浦斯，为避免神谕成真，便离开科斯林并发誓永不再回来。俄狄浦斯流浪到忒拜附近时，在一个岔路上与一群陌生人发生冲突，失手杀了人，其中正包括了他的亲生父亲。当时的忒拜城被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所困，因为他会抓住每个路过的人，如果对方无法解答他出的谜题，便将对方撕裂吞食。忒拜为了脱困，便宣布谁能解开谜题，从斯芬克斯口中拯救城邦的话，便可获得王位并娶国王的遗孀约卡斯塔为妻。后来正是由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题，解救了忒拜。他也继承了王位，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妻，生了两女：分别是安提戈涅及伊斯墨涅；两个儿子：埃忒奥克洛斯及波吕涅克斯。 后来，受俄狄浦斯统治的国家不断有灾祸与瘟疫，国王因此向神只请示，想要知道为何会降下灾祸。最后在先知提瑞西阿斯的揭示下，俄狄浦斯才知道他是拉伊奥斯的儿子，终究应验了他之前杀父娶母的不幸命运。震惊不已的约卡斯塔羞愧地上吊自杀，而同样悲愤不已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俄狄浦斯的悲剧就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杀死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俄狄浦斯想极力逃脱命运的安排，但最终在逃脱中中了命运的圈套。无论俄狄浦斯怎样的努力，最终难逃命运的掌控。 俄狄浦斯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其悲剧就是恋母情结，杀父娶母。当然，此情结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曾有过经典论述。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是“也许 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 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 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的故事表明了男性婴儿的恋母情结，即在一定的时期内，一种占有母亲而排斥父亲的心理。在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的
为什么说俄狄浦斯王被誉为最完美的悲剧
1. 我搜索了一下“十全十美的悲剧”这种说法，都是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2. 亚里士多德《诗学》确实多次提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作为阐述他的悲剧理论的标准范例。 3. 亚里士多德出生与384BC，此时三大悲剧家中最年轻的欧鲁彼得斯（Euripides）也已辞世多年。欧里庇得斯去世与406BC, 同年雅典与斯巴达数十年的战争以雅典的惨败投降告终。此后雅典衰落，政府无力提供资金支持悲剧创作，古希腊悲剧走向衰亡。 4. 生长于“悲剧已死”的年代的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因为他从来也不了解悲剧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认识，还是出于哲学家喜欢基于自己的哲学体系对诗人指手画脚的天性，还是二者兼有之，他在《诗学》里对“悲剧该如何创造”做了一系列规定（prescription）——而非描述（description）：比如悲剧是一个正义的人从好的境况跌落到坏的境况，比如悲剧主角必须是超越普通人的——这意味着悲剧不应该有主要的女性角色，因为女人是劣于男人的；比如悲剧的功用是激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让他们的情感收到“净化“等等。 然而，且不说亚里士多德规定悲剧该如何创作时三大悲剧家都已作古，就算他们泉下有知，怕也只会对这些规定嗤笑。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悲剧，几乎没有哪个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规定的：至少有30%－40%的古希腊悲剧中主角是女性，传世作品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就有Agamemnon, Ipheginia at Aulis, Trojan Women, Medea, Helen, Hecuba, Andromaches, Antigone, Alcestic 等等。 悲剧里的“英雄”从来不是正义的人，而且大多不是很蠢就是杀人狂。要是村子有个怪物，你想让英雄过来把怪物打死，但你不会想要他多停留，否则他就会睡了所有姑娘，杀掉所有人，吃掉所有的面包牛肉奶酪，连篮子都不放过（参见阿里斯托芬尼《青蛙》）。在古希腊悲剧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同时拥有正常的智商和道德观的男性角色，所有勉强能算作“无辜”“可敬”的都是女性角色。 5. 然而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读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这让他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符合他对悲剧的规定的作品。他在《诗学》中十次提到Oedipus Tyrannus, 几乎没有一次说对的。比如他说俄狄浦斯“虽然不是特别的正义或善良，他的不幸却不是他自己的“恶”导致的，而是源于一些错误”(Poetics, 13)——好吧，如果因为一场堵车引发的口角就杀死五个人不算“恶”，那俄狄浦斯自然没有作恶。 亚里士多德还说，俄狄浦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poetics, 14)；事实上则是他听信了一个陌生的醉汉那一句“你是个私生子”，和一个别有用心的科林斯人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谎言，以为自己杀父娶母。( 请参见我另一个回答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母弑父应该受到惩罚吗？ - 云豆卷的回答） 亚里士多德又说，俄狄浦斯一剧中的recognition 很自然，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的出身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像是刻意安排——听一个不认识的醉汉说“你是私生子”就怀疑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子，回去质问你爸妈，爸妈坚称你是亲生的你还不信，非要去庙里占卜问问，这难道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6. 可就算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似乎也没有说Oedipus Tyrannus 是“十全十美”的。在 Poetics 14 中，他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的剧情结构是“第二好的”——在无知下犯错，之后在发现事实。最好的是在即将要犯错前的那一刹那发现了真相。 7. 但这并不是说Oedipus Tyrannus 就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分析她为什么好是部太大的工程，我这种没上两门课的水平也不够。我就提一点：古希腊认为戏剧家有教化人民的职责，悲剧大多是有政治含义，是剧作家与他当时的观众的对话。理解古希腊戏剧的精微之处，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则不能理解戏剧家究竟想教导给他的同胞邦民的是什么东西。 这几天在重读古典学家F. Ahl 的Two Faces of Oedipus, 觉得里面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也是中国读者经常忽略的地方： Oedipus Tyrannus 讲的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曾经帮助城邦解决一次危机的领袖，因为无法化解新的危机，而被当作带来瘟疫的罪魁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统治者的倒下(Oedipus)和另一个统治者的崛起（Creon）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民忍受瘟疫的摧残，却失望地发现统治者还在内斗，却不知道该支持谁的故事。 而索福克勒斯这部剧在雅典上演的时间大致在429-425BC之间。雅典于430-429 BC年曾爆发伤寒病，又于427年复发。而雅典伟大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伯里克利（Pericles），也正是于429年死于瘟疫。 而在伯里克利去世前一年，另一种在古希腊社会里常被称为“瘟疫”的灾难爆发了——城邦内战：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斯巴达的借口是要惩罚一百年前犯下渎神之罪的雅典人的后裔——其中就包括伯里克利。 斯巴达试图通过这种propoganda 让雅典人认为伯里克利是导致这场政治“瘟疫“的罪魁。而伯里克利晚年影响力衰退时，雅典政治界有一颗崛起的新星，一个伯里克利的政敌——他的名字叫Cleon. 所以索福克勒斯面对的观众，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在遭受瘟疫折磨，或刚刚经历了瘟疫的折磨；他们刚刚失去他们爱戴的领袖，或者即将失去他们爱戴的领袖——而这个领袖还被指控为导致瘟疫的元凶，他身边还有一个名叫Cleon 的政敌环伺于侧。索福克勒斯给他们讲的，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折磨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失去曾经爱戴的统治者的故事，也是个关于这个统治者如何被”定罪“、被”证实“是导致瘟疫的”诅咒“的故事——这个统治者身边，同样有一个叫Creon 的竞争者等着接替他的位置。
为什么说俄狄浦斯王被誉为最完美的悲剧
1. 我搜索了一下“十全十美的悲剧”这种说法，都是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2. 亚里士多德《诗学》确实多次提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作为阐述他的悲剧理论的标准范例。 3. 亚里士多德出生与384BC，此时三大悲剧家中最年轻的欧鲁彼得斯（Euripides）也已辞世多年。欧里庇得斯去世与406BC, 同年雅典与斯巴达数十年的战争以雅典的惨败投降告终。此后雅典衰落，政府无力提供资金支持悲剧创作，古希腊悲剧走向衰亡。 4. 生长于“悲剧已死”的年代的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因为他从来也不了解悲剧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认识，还是出于哲学家喜欢基于自己的哲学体系对诗人指手画脚的天性，还是二者兼有之，他在《诗学》里对“悲剧该如何创造”做了一系列规定（prescription）——而非描述（description）：比如悲剧是一个正义的人从好的境况跌落到坏的境况，比如悲剧主角必须是超越普通人的——这意味着悲剧不应该有主要的女性角色，因为女人是劣于男人的；比如悲剧的功用是激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让他们的情感收到“净化“等等。 然而，且不说亚里士多德规定悲剧该如何创作时三大悲剧家都已作古，就算他们泉下有知，怕也只会对这些规定嗤笑。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悲剧，几乎没有哪个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规定的：至少有30%－40%的古希腊悲剧中主角是女性，传世作品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就有Agamemnon, Ipheginia at Aulis, Trojan Women, Medea, Helen, Hecuba, Andromaches, Antigone, Alcestic 等等。 悲剧里的“英雄”从来不是正义的人，而且大多不是很蠢就是杀人狂。要是村子有个怪物，你想让英雄过来把怪物打死，但你不会想要他多停留，否则他就会睡了所有姑娘，杀掉所有人，吃掉所有的面包牛肉奶酪，连篮子都不放过（参见阿里斯托芬尼《青蛙》）。在古希腊悲剧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同时拥有正常的智商和道德观的男性角色，所有勉强能算作“无辜”“可敬”的都是女性角色。 5. 然而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读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这让他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符合他对悲剧的规定的作品。他在《诗学》中十次提到Oedipus Tyrannus, 几乎没有一次说对的。比如他说俄狄浦斯“虽然不是特别的正义或善良，他的不幸却不是他自己的“恶”导致的，而是源于一些错误”(Poetics, 13)——好吧，如果因为一场堵车引发的口角就杀死五个人不算“恶”，那俄狄浦斯自然没有作恶。 亚里士多德还说，俄狄浦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poetics, 14)；事实上则是他听信了一个陌生的醉汉那一句“你是个私生子”，和一个别有用心的科林斯人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谎言，以为自己杀父娶母。( 请参见我另一个回答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母弑父应该受到惩罚吗？ - 云豆卷的回答） 亚里士多德又说，俄狄浦斯一剧中的recognition 很自然，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的出身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像是刻意安排——听一个不认识的醉汉说“你是私生子”就怀疑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子，回去质问你爸妈，爸妈坚称你是亲生的你还不信，非要去庙里占卜问问，这难道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6. 可就算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似乎也没有说Oedipus Tyrannus 是“十全十美”的。在 Poetics 14 中，他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的剧情结构是“第二好的”——在无知下犯错，之后在发现事实。最好的是在即将要犯错前的那一刹那发现了真相。 7. 但这并不是说Oedipus Tyrannus 就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分析她为什么好是部太大的工程，我这种没上两门课的水平也不够。我就提一点：古希腊认为戏剧家有教化人民的职责，悲剧大多是有政治含义，是剧作家与他当时的观众的对话。理解古希腊戏剧的精微之处，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则不能理解戏剧家究竟想教导给他的同胞邦民的是什么东西。 这几天在重读古典学家F. Ahl 的Two Faces of Oedipus, 觉得里面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也是中国读者经常忽略的地方： Oedipus Tyrannus 讲的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曾经帮助城邦解决一次危机的领袖，因为无法化解新的危机，而被当作带来瘟疫的罪魁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统治者的倒下(Oedipus)和另一个统治者的崛起（Creon）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民忍受瘟疫的摧残，却失望地发现统治者还在内斗，却不知道该支持谁的故事。 而索福克勒斯这部剧在雅典上演的时间大致在429-425BC之间。雅典于430-429 BC年曾爆发伤寒病，又于427年复发。而雅典伟大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伯里克利（Pericles），也正是于429年死于瘟疫。 而在伯里克利去世前一年，另一种在古希腊社会里常被称为“瘟疫”的灾难爆发了——城邦内战：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斯巴达的借口是要惩罚一百年前犯下渎神之罪的雅典人的后裔——其中就包括伯里克利。 斯巴达试图通过这种propoganda 让雅典人认为伯里克利是导致这场政治“瘟疫“的罪魁。而伯里克利晚年影响力衰退时，雅典政治界有一颗崛起的新星，一个伯里克利的政敌——他的名字叫Cleon. 所以索福克勒斯面对的观众，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在遭受瘟疫折磨，或刚刚经历了瘟疫的折磨；他们刚刚失去他们爱戴的领袖，或者即将失去他们爱戴的领袖——而这个领袖还被指控为导致瘟疫的元凶，他身边还有一个名叫Cleon 的政敌环伺于侧。索福克勒斯给他们讲的，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折磨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失去曾经爱戴的统治者的故事，也是个关于这个统治者如何被”定罪“、被”证实“是导致瘟疫的”诅咒“的故事——这个统治者身边，同样有一个叫Creon 的竞争者等着接替他的位置。
人应该确立怎样的科学命运观
积极向上乐观的态度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皮德斯 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史称“悲剧之父”。他的悲剧创作提倡民主精神,反对专制暴政。写了70个剧本,大部分以"三联剧"形式写成,流传下来的只有7部完整的悲剧。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俄瑞斯忒亚》三部曲。 1、《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取材于希腊神话。悲剧主要描写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矛盾斗争,歌颂了为人类进步和正义事业不惜一切的崇高精神。 2、《俄瑞斯忒亚》也取材于希腊神话。揭示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表现了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律裁判代替了家庭仇杀。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 据传,他创作了120余部悲剧,但现存的只有7部,代表作是《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最典型的命运悲剧。取材于关于忒拜系统的英雄传说。悲剧着力表现的是个人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冲突。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 据传,他写过92部剧本,有17部流传下来,代表作是《美狄亚》。 《美狄亚》是一部描写家庭问题的悲剧,取材于神话中关于伊阿宋的英雄传说。美狄亚是一个热情,坚强,富有反抗性的女性。其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属兔的女孩名字叫王嘉倩的命运如何
一定要努力
曾仕强：易经的命运观，如何改命，有的人注定命运
可以通过风水的调理，以及符咒等等可以改善命运！
古希腊自然科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以数学为例分析： 一、从中西古代数学文化史的比较意义上分析，形成中西古代数学的两种倾向：逻辑演绎倾向和机械化算法倾向，其作用与构造差异主要是由文化系统赋予的文化层次及其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的，这两种倾向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了数学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动力。 数学文化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古代数学作为文化系统中一个操作运演的子系统，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功能（或称为双重特性），即数量性的功能和神秘性的功能（注：王宪昌，《数学与人类文明》，延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8-70页。）。而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数字或数学都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有某些神秘性，而且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数学神秘性发展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 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中，原始数学始终沿着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统一性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古希腊数学与神秘性的结合，使得他们从宗教、哲学的层次追求数学的绝对性以及解释世界的普遍性地位，这正是古希腊数学完全脱离实际问题，追求逻辑演绎的严谨性的文化背景。 古希腊人在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于公元前8世纪丢掉他们的象形文字而采用腓尼基的拼音字母时，就吸收了埃及与巴比伦的数学成果，这时的古希腊数学，实际上是古希腊原始数学神秘主义与埃及、巴比伦的数学的结合体，这种结合创造了数学体系、数学运演与数学方法的广泛的神秘解释作用。这种文化传统正是古希腊数学具有强烈的神秘作用以及后来具有宗教、哲学特征的根本原因。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将数学着上宗教色彩，其“万物皆数”和追求“数的和谐”观念把数学的这两种功能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运演操作，共同发展。到了古希腊最有影响的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把数学的神秘性及数量性意义演化为一种哲学意义的数学理性，直到亚里士多德认为“数就是宇宙万有之物质”（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1986a。），古希腊借助于数学解释一切的文化传统使数学成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理性基础。古希腊与西方的天文、医学、逻辑、音乐、美术、宗教、哲学中，数学都在发挥着理性的解释作用，并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得以继承和强化。基督教神学逐渐吸收了古希腊用数学解释世界的文化传统，在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努力下，把以数学为理性模式的自然科学以及由数学而产生的各观念都与神学结合起来，使得数学成为当时自然知识和神学相结合的这座大厦的基石（注：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3页。）。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数学理性的归复使欧洲人知道了自然界是按照数学方式设计的，数学被认为是唯一的真理体系。“这个理论鼓舞了十六、十七甚至一些十八世纪的数学家的工作。寻找大自然的数学规律是一项虔诚的工作，是为了研究上帝的本性和做法以及上帝安排宇宙的方案”（注：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52页。）。直到今天，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还认为《几何原本》是一种对当时宇宙理论、物理理论给出“一切物理解释和论述的基本工具”（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23页。）。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认为在西方文化中“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根源。”（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4页。）他进一步总结指出：“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中世纪的以至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4页。） 因此，从数学文化史的意义上分析，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数学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意义的运演操作系统，更主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理性解释系统，或者称之为一种理性构造的规范模式。在西方文化中，西方数学解释宇宙的变化，引导理性的发展，参与物质世界的表述，任何学科的构建都必须按照文化理性的要求模仿和运用数学的模式。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数学在与其适应的文化获取的价值观念。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我国古代数学筹算操作的机械化运演形成的计算体系来源于作为原始数学的竹棍操作运演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化。 中国古代是借助于竹棍为特定物进行数字、数学操作运演的民族。中国古代数学具有外算与内算的双重功能，即“算数万物”的算术性功能和神秘主义的解释性功能（注：俞晓群，“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双重意义”，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竹棍既是中国原始计数物又是某些神秘性的表示物。例如中国原始巫术中的蓍草就是运用竹棍或类似竹棍的排演操作来表现某种神秘性的。《周易》中的揲蓍之法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原始数学的操作运演，只不过它表现的是神秘性的解释形式。与古希腊以一种理性表现自己的解释力量，以脱离具体事例而表现自己的数量解释意义不同，中国原始数学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神秘性、数量性特征蕴含在由竹棍的排演形式之中，是一种由以神秘性为主要特征的竹棍占卜的《周易》竹棍排演体系，逐步演化为以数量性特征为主而形成的筹算的运演体系，依靠编造某类具体实际生产、生活中的例子来表现自己的数量运演作用。中国原始竹棍排演的这种转变，使筹算失去了神秘性的主体地位，从而也失去了可能作为宗教与哲学的思维性的研究方向，因而筹算不可能具备西方数学那种用数学理性解释一切的价值取向，而在中国文化的特定氛围中，筹算主要是作为纯数量意义的运演而成为适应这种文化意义的一种技艺，并发展成为一种计算运演发达的技术。从文化系统角度来看，筹算是一种用数量变化意义来解释实际问题的操作运演的应用子系统。筹算一般不直接参与理性的描述，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它长于对“形而下”的问题作分门别类的数量的解释，为解决问题而制定各种算法，并常常将“理”寓于“法”中，算理结合、寓理于算的特征赋予筹算解释“形而上”问题的文化功能。因此，数学的价值观念是通过发展技艺实用，而非理性思辨。刘徽在《九章》注的序中把筹算处于《周易》解释意义之下的技艺应用地位说得十分清楚：“昔者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中国文化中，筹算的价值取向就是作为“六爻之变”意义基础上的应用技艺，并以快速、准确、简洁解决具体问题来发展自己的操作运演。 因此，中国古代数学不仅未形成以宗教、哲学的层次思辨自己的方法、结构形式，而是形成了专司具体数学问题的特征。中国古代数学在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取向就是在筹算运演机械重复的条件下尽力构造简明的运演方法，准确迅速地解决实践提出的具体问题。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这种筹算数学的价值取向保证了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特色的发展方向，注重数学实际应用的层次不断发展，机械化的计算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借助于算筹这一特殊工具，将各种实际问题分门别类，进行有效的布列和推演，在比率算法、“方程”术、开方术、割圆术、大衍求一术、天元术、四元术、垛积招差术等等方面都取得辉煌成果，在宋元时期数学达到高潮。元代以后发展的珠算制是筹算制的发展改革和继续，可以说，中国传统数学在数量关系上是以算筹制为主线贯穿一起，以提高机械化的计算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同时，文化价值观的传统特点也造就了一批传播和发展作为技艺数学的群体，这是促进数学机械化发展的人才优势，尤其是在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其传统价值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文化价值系统发展的阶段分析，我国的筹算体系和模式在宋元时期达到数学的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算法机械化达到最高水平。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是对《九章》以来开方程序的重大提高和创造，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又把增乘开方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境地，其大衍求一术也是在历代对“上元积年”推算基础上将“物不知数”问题解法发展到最一般的机械化程序。李冶的天元术更是对列方程算法的重大改进和突破，同时也是几何代数化思想的完美体现。从天元术到四元术，是解一般高次方程向多元高次方程组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因此，我国在宋元时期算法机械化达到空前的高水平，是与传统数学文化价值观的要求相一致的，是我国筹算文化排列模式和变换技术长期积累后的自然发展，它是我国筹算体系下的数学计算以快速、准确、简洁解决一类具体问题而发展自己的操作运演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当然，中国古代数学并非没有理性研究和创造。中国古代数学的筹算体系和机械化特色，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如同欧几里德《几何原本》那样完整的演绎逻辑系统，而由于筹算本身的直觉启示、模型构造性特点以及特殊的运演排列的结构和形式，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抽象模型化方法、化归方法，概括出一般原理、原则用以解决一大类问题的归纳和演绎方法相结合的有机统一，决定了中算的“寓理于算”、算理结合的主要特色。由于中算的“寓理于算”常常是将“理”寓于“法”中，许多中算算法如更相减损术、变分术、盈不足术、割圆术、方程术、大衍求一术等等，算法步骤精细，一步一步推导十分明确，有“不证自明”的效用，而对几何问题同样是采取几何代数化的形数结合，“寓理于算”。开平方、开立方和解高次方程的方法，都由几何模型导出，从图验法到宋元算家的演段法，其本质相同，但更测重于阐明算法的合理性而不是阐明几何关系。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如何表现命运的主题？各自的艺术特点何在？
1、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剧作题材都取之于神话，悲剧风格却各有特点：埃斯库罗斯的风格是悲壮、雄浑、自豪而又充满信心；索福克勒斯则是悲愤、迷惘、上下求索；欧里庇得斯则是悲痛、憎恨和寻找出路。 2、古希腊悲剧往往以人与命运的斗争为主题，有人称希腊悲剧为“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一般主要写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古希腊人认为在人与神之上还有命运主宰一切，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它是不可抗拒的，不可解释、难以捉摸的。悲剧主人公的结局是逃不出命运的魔掌而终于毁灭的。 3、所谓“命运”，其实质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古希腊人限于思想及科学水平，无法认识。所谓人与命运的冲突，实际反映了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命运悲剧是古希腊人反映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 4、命运观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埃斯库罗斯把命运看作具体的神，认为命运支配人的一切，但他双强调人的意志。索福克勒斯向命运提出怀疑与挑战。在他看来，命运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命运有捉弄人的邪恶性质。诗人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和坚强的意志。欧里庇得斯不相信命运。他认为命运在人的本身，强调事在人为，强调命运靠自己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