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二生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吗？为什么？
答：是的。绝对是！ 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现有文献资料中，以《诗经》为最早。《诗经·小雅·吉日》里有 ：“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八个字，意思是庚午吉日时辰好，是跃马出猎的好日子，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可见在春秋前后，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已经确立并流传。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进一步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存在 。出土竹简的《日书》甲种有一章标题为《盗者》，其内容为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其中记载 有：“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 ，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青赤色……巳，虫也 ，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哘，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 十二生肖源于何时，今已难于细考。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有关十二生肖的起源，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生肖与地支同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传说时代，《史记》中所载黄帝“建造甲子以命岁”，“大挠作甲子”就是这类说法的反映，学者们认为这里所说的甲子就是指的十二生肖。清代学者赵翼则认为生肖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在《陔余丛考》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参见清·赵翼《陔余丛考》）。有的学者甚至持生肖外来说的观点，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巴比伦传入中国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郭沫若，他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讲“ 十二肖像于巴比伦、埃及、印度均有之，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始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 。”认为生肖为中东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以上观点见仁见智，作者不敢主观判断是非，但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生肖的确起源于中国，是华夏先民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结晶。 参考资料：baike.baidu.com/view/13672.html?wtp=tt
十二生肖与中国文化
我们国家的十二生肖两两相对，六道轮回，体现了我们祖先对我们中国人全部的期望及要求。 第一组：鼠和牛。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劳。两者一定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如果只有智慧不勤劳，就变成了小聪明，光是勤劳，不动脑筋，就变成了愚蠢。所以两者一定要结合，这是我们祖先对中国人的第一组期望和要求，也是最重要的一组。 第二组：老虎和兔子。老虎代表勇猛，兔子代表谨慎。两者一定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所谓的大胆心细。如果勇猛离开了谨慎，就变成了卤莽，而一味的谨慎就变成了胆怯。这一组也很重要，所以放在第二位。 第三组是龙和蛇。龙代表刚猛，蛇代表柔韧。所谓刚者易折，太刚了容易折断；过柔易弱，太柔了就容易失去主见，所以刚柔并济是我们历代的祖训。 第四组是马和羊。马代表一往无前，向目标奋进，羊代表团结和睦。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更需要团结和睦的内部环境，只有集体的和谐，我们才能腾出手追求各自的理想。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注意团结、和睦，必然会落单。所以，个人的奋进与集体的和睦必须紧紧结合在一起。 第五组是猴子和鸡。猴子代表灵活，鸡定时打鸣，代表恒定。灵活和恒定一定要紧紧结合起来。如果你光灵活，没有恒定，再好的政策最后也得不到收获。但如果说你光是恒定，一潭死水、一块铁板，那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了。只有它们之间非常圆融的结合，一方面具有稳定性，保持整体的和谐和秩序，另一方面又能不断变通地前进。 最后是狗和猪。狗是代表忠诚，猪是代表随和。一个人如果太忠诚，不懂得随和，就会排斥他人。而反过来，一个人太随和，没有忠诚，这个人就失去原则。所以无论是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忠诚、对团队的忠诚，还是对自己理想的忠诚，一定要与随和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样才容易真正保持内心深处的忠诚。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坚持的外圆内方，君子和而不同。 中国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有的人属猪，有的人属狗，这意义何在？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期望我们要圆融，不能偏颇，要求我们懂得到对应面切入。比如属猪的人能够在他的随和本性中，也去追求忠诚；而属狗的人则在忠诚的本性中，去做到随和。 用12生肖纪年，在我国至少在南北朝时开始了。《北史·宇文护传》中，记载了宇文护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表明当时民间已有12生肖的用法了。 但是，12生肖的来历如何呢?我国古籍中记载，我国古代的中原地区，最初使用的是“干支 纪年法”，即用10个天干符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12个地支符号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来纪年。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游牧民族则以动物来纪年。《唐书》中记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另外，《宋史·吐蕃传》中也记载说，吐蕃首领在叙事时，以物纪年，所谓“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日，兔年如此，马年如此。”以后，在中原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两种纪年法相 互触合形成现在12生肖。正像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的那样，“盖北俗初无所谓子 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这种关于12生肖来历的解释，已经被许多人认可。 另外，关于12生肖来历的说法还有：洪巽的《阳谷漫录》中说，12地支中位居奇数者，以动物的指或蹄也为奇数相配，如子位居首位，与它相配的鼠为5指，地支中居偶数位的，则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如牛与丑相配，为4爪。叶世杰在《草木子 》中，把12生肖的来历解释为：术家以12肖配12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余下全文>>
中国古代避讳文化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
中国古代避讳文化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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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起源是什么？
《 易经》的诞生, 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一个总结. 这一总结, 既包含着我们祖先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认识方法的形成、观点的确定和体系的建立; 同时, 这一总结, 又是我们华夏民族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一个新的起点. 如, 中医中药的发展, 中华武术气功的发展, 道教文化的形成, 孺家思想的出现, 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和观点……, 无一不受到《易经》对这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但今天, 有许多人认识到: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人类文化唯一的发展向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易经”就代表了人类文化另外的一种发展向度. 回顾人类历史的过去, 西方在古希腊文明时代, 西方人和同历史时期的东方, 如中国, 都存在着人们当时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上的探索, 西方人对关于世界的存在本源认识问题, 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观点, 一种观点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的形而上的神学观点, 即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 世界是精神的产物; 这一观点是基督教形成的原始宗教思想意识的来源; 另外一种观点即是我们今天称为的朴素的唯物论观点, 它们认为, 世界是物质的, 世界的存在是由各种物质元素决定的, “ 冷、热、湿、干”的物质四要素是古希脂文明时期的代表性认识之一, 而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则是苏格拉底. “ 冷、热、湿、干”是什么? 拿今天而言, 它们是世界存在的一些“外在现象”的反应, 而非世界存在的内在实质. 这就是人类的认识在直观状态所形成的典型的观物取像的认识特点. 这种直观状态的人类认识活动, 不光是西方历史过去有, 大致同时期或较前期的东方, 如中国, 同样发生了直观状态的认识状态、过程和结果. 我们知道, 《易经》诞生之前, 古老的中国就有了《易经》所包含的“阴阳”和“五行”学说, “ 阴阳”当时指的是“天”存在的二像, “金、水、木、火、土”则指的是世界“地”存在的五要素. 这些关于对世界的认识知识, 其实也是一种直观状态的认识知识. 对于西方的“ 冷、热、湿、干”而言, “冷、热、湿、干 ”既然是世界存在的物质要素?(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 接下来就有一个人类在进一步认识上不可忽略的问题, 那就是它们是怎样构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和变化的, 人又如何知晓并把握这种变化?如同人认识牛, 并知道怎样牵牛并使用牛耕地是为人在认识世界上的具有同一性的一种
怎样认识“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不但是最早的文明典籍，对中国文化影响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对儒家、道家、中医、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影响深广，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 《易经》运用简单卦符系统对宇宙万物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摹拟，找到了事物间的抽相关联，比之研究具象关联的现代科学，其奥妙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易经》的阴阳学说及其极变规律、先后天八卦思想对道家影响深远，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被道家崇为“三玄之一”。《易经》也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 《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辨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 易学、风水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是几千年来，一直都存在的行业。随着大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预测、风水的重要性您（可以参考港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大陆更是属于朝阳行业。在东南亚等国家，相信的人更多。韩国甚至把风水视为国学，还要抢在中国人前面将风水申遗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观念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春秋时代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 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以权谋为天秤，将纯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会，成为了人性的地狱，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自己的坟墓之门！ 给自己一个坦白的空间，扪心自问，我们曾有过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过多少的良心折磨，这一切不正证明我们在愚弄歪曲着自己的本性吗！以此种痛苦伴随一生，我们会有做人的快乐吗？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会导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们才会有快乐，人类才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写下了充满智慧的“建国立业的道路和规律”——《周易》一书，论述了建国立业的根本基础。《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首先揭露大自然运行变化的道路和规律之书，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为鬼神，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时至今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然而却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呢？因为一切巫术、宗教的诞生，都是人类以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神秘化进行“说理”，从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变成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并没有想神秘，只是人类自己还认识不到而已。由此可见，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进。然而三千年后又有人大骂“祖宗崇拜”，力图要人们去崇拜上帝，这难道是先进吗？否！这是落后，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愤不已。《周易》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大胸怀，跃然纸上。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的。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本来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 经过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这一时期，即可称为第一次“文化断层”时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便写下了《道德经》。在《道德经》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规律，再也没有其它意义了。“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正因为这个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这个道路时间长了也就会变得细小了。正因为这个道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人们平常走的具体的道路，所以它就不会象具体的道路那样会因为时间长久而变得细小。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这个 “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这个“道”呢？就因为这个“道”是处于“无”的状态，虽然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它却是“有”的，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自古以来就有了。由于这个“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类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个“道”规定为无形、无声、无体的形而上之道。老子为什么要谈论道路和规律这个问题呢？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则把天、地、万物、人类的道路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描述，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因此，掌握自古以来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规律，就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原始，也就能够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纲领、头绪和要领，也就能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认这个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一切一切万物的各自独特的小道也是根据这个宇宙大道而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但所有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据大道的规则，都要遵循自己独特的有生有灭的道路而运行而活动。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道路都会有其不同的运行变化规律，人类生活在这个天地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间，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而只有懂得了这些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人类的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轨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说明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了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认清了人们自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可以认清人类自己的使命。 之后，孔子开始系统地思考与阐述“人际关系的道路和规律”，孔子的学生们为什么要编纂这部《论语》？他们到底是想“论”什么“语”？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没有谁弄清楚了。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 孔子的教材是《诗》.《书》.《礼》. 《乐》，然而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去世以后，认识到《诗》.《书》.《礼》.《乐》已经不能适应现实，也就是说，《诗》、《书》、《礼》、《乐》的“说理”体系不够完善，不能说服人了。于是他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了《论语》。“论”，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语”，交谈，说话，古语，词语；合起来，《论语》就是一本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孔子之所以举了那么多人的例子，就在于说明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认可。而《论语》作为教材，显然是要比《诗》.《书》.《礼》.《乐》好得多了，因为它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的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 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一书——《大学》。明明德，即是明白那明明白白的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想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诚挚；想要使自己意念诚挚的人，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而后才可以知道周密与周到，知道周密与周到而后意念才会诚挚，意念诚挚而后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后自身才有修养，自身修养而后才能使家族里的人平等，家族里实行平等而后整个国家才能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后天下才有太平。全部《大学》就紧紧围绕着这一人生“规律”主题而展开，详细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不同阶段，尤其强调了个人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一书。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人们最需要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遵不遵循这种生活方式，全在于各人自己的意愿。因为只有遵循这种生活方式，人生才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如果是勉强自己遵循这种生活方式而造成痛苦，那也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中庸之道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它、找到它。然而，子思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上，他从个体延伸到了天地大自然，延伸到整个人类；天地化育万物，并没有想要占有万物，也没有要求万物回报，而人们却无视天地的本性而想要占有万物，想要万物都给予回报，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他们也就迷失了本性。如果能够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我也如此，那么就能尽到人的本性了。只有做到天下那周密而周到的诚信，才能够尽到本性。什么叫本性？就是本来如此，本来就是如此，还有什么诚信不诚信？本来如此的也就是诚信的。只有本来不如此的，才会有不诚信的。所以，天地能够尽到本性，人则能够尽到人的本性；然而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尽到本性呢？那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因此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这就将中庸之道提高到全人类。如果人能够尽到人的本性，才能够尽到物的本性；就象天地对待人类一样，人类也是厚待万物，化育万物，不占有万物，不要求万物回报，那么，万物也就能够尽到万物自己的本性。 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的问题，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一书。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现代心理学是这样定义的：人在生活实践中与周围事物相互作用，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活动和行为表现。这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或简称之为心理。具体地说，外界事物或体内的变化作用于人的机体或感官，经过神经系统和大脑的信息加工，就产生了对事物的感觉和知觉、记忆和表象，进而进行分析和思考。人在实践中同客观事物打交道时，总会对它们产生某种态度，形成各种情绪。人在生活实践中还要通过行动去处理和变革周围的事物，这就表现为意志活动。冯特所创立的心理学只兴盛了三、四十年就遇到困难。问题出现在“心理学是研究意识的科学”这个定义上。因为要承认这个定义，首先就要求承认意识的存在。但是，这不是心理学界所有的人都能同意的。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J·B·华生首先向冯特的心理学提出挑战。华生指出，心理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能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处于平等地位，就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就要放弃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华生说意识是主观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试管里去化验，这样虚渺的东西决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科学的心理学要建立在可以客观观察的东西上面。人和动物的行为是可以客观观察的，因而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华生在心理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运动。 孟子的学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其理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共证和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意识。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通常由各种环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刺激与反应间的规律，从而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而不是内省法。后来美国又兴起一种“新行为主义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创始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等），它的理论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留了早期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客观研究，找出刺激与反应间规律的方法，试图建立关于人类学习或行为改变的严密理论。和早期行为主义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学派的一些概念，开始重视对肌体内部条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重视行为的整体性。但仍未摆脱早期行为主义拒绝研究意识的立场。现在看来，行为主义的理论太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头脑中的活动看不见，就否认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存在。心理学毕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内部过程。再者，人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行为工程所能阐明的。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无意识”的作用。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动机。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至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则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断。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么强调生物冲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很高，许多病因都与道德堕落有关，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而孟子并没有停留在“行为方式”这个问题上，他在探讨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学说，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为什么要讨论“性本善”的问题？这不是孟子、告子忽发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讨最佳行为方式的问题而顺理延伸下来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为；而人们的每一个、每一次所作所为，每每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无法决定选择时，便胡乱行为，结果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事后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认为，行为方式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是好心，却办了错事、坏事，这就是源自于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够，学识不丰，不肯思想，不能思考的原因。《孟子》一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当然，从老子到孔子，再到孟子，他们所探讨的大部分是统治者的心理和行为，所以荀子感到有必要详细论述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他纵览古今，包罗万象地写下了《荀子》一书，详细论述了领导人与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在《荀子》中，与《论语》、《孟子》等著作不同的是，他对领导人的身份有好几种称呼，如“国君”、“君人者”、“君主”、“主”、“用国者”等，这些称呼并不专指统治者，而是对不同地位的领导人的不同称呼。荀子充分认识到，统治者、领导人和管理者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职责，因此他从若干事例中论证了这之间的不同，并探讨了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道路和规律。这是一本即使是现代管理学也无法比拟的管理学专著。 从董仲舒开始，《论语》就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其他著作亦是如此！他为了汉武帝的封建统治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由此，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是名存实亡，它们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虽然董仲舒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但却没有搭起“文化断层”（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灭齐，中国统一，这期间又是两百多年，孔孟思想虽没有灭迹，但也少有人传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这些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便是第二次“文化断层”）的桥梁。再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发现了儒、道、佛之学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他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糅释、道入儒，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把朱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对孔孟思想起了变异的作用（这便是第三次“文化断层”）。1919年的“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仍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学为封建糟粕，以为只有“科学”才能强国、才能救国。 “文化断层”标志着人类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于是人——每一个地球生物，就只会用对“神灵”（未知领域里的神秘现象）的崇拜（宗教的说理体系），就只会用有限的解释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造一个心灵的“堡垒”，然后利用有限的知识和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对整个世界，对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种种的自我猜测和解释。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风俗习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形成多种多样的解释法则。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使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在维护其利益时，首先是“私有”的，野蛮的，其次才是说理的。在这“文化断层”中，大多数中国人就因为“儒家”思想的被改毁、被窜造而不知所措，于是老百姓们在一家一户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中，按照自然经济封闭模式而“自得自乐”，在自己狭小的自我中心基点上建构着自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说理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 孔子依靠什么使他的学生们服从呢？就是依靠“说理”，依靠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道德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书亦是如此，是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的说理，是对人类社会公理解释、价值取向的说理，是对人类行为方式的说理，也是人类自身素质得以提高的教材。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求阴阳五行文化在中国美食文化中的应用及体现
八卦宴最大的特色是各种菜肴的排列，排列方法是：先在八仙桌上画上八卦图，正中为太极、其八方分别为乾、坤、震、巽、艮、坎、离、兑八种卦覆、各陈列上一道有关卦理意义、富有武夷山风味的佳肴，整个宴席犹如一幅八卦图，可谓匠心独具。在菜肴名上，更是寓意悠远。太极之首为翡翠羹；易生两仪，分别置上玄天混丸和太乙阴阳蛋；两仪生四象，分别为百发圆子、莲塘君子，桂花虾仁，油焖双冬。这四道菜还暗寓了春夏秋冬四季之象。按八卦方位，每方位上的菜肴又分别为素炒鳝鱼丝，香油凤腿、酒酿冬菇，宫保鸡丁、竹笋肉丝、溜鸡肝卷、白炒木耳、八宝吉祥。朱熹创制的八卦宴800多年来，一直流传于武夷山民间，经整理后为中国饮食文化又增添了一朵奇葩。
中国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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